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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命运备忘录:改变中国MBA“命运”

时间:2013-01-15 17:01 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1987年,中国第一代MBA,每天做的工作是送送信、当翻译、管杂务、做科员。 1987年,一篇文章惊动了总理,为他们争取到了选择工作的自由。 1987年,命运备忘录,改变了中国MBA的命运
1987年,中国第一代MBA,每天做的工作是送送信、当翻译、管杂务、做科员。  
    1987年,一篇文章惊动了总理,为他们争取到了“选择工作的自由”。  
    1987年,命运备忘录,改变了中国MBA的“命运”。  
    中国首批MBA在毕业1年后,发出了一封求救信:MBA——SOS(救救我们MBA)!3个月后,一篇文章,惊动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,从而为他们争取到了“选择工作的自由”。  
     这件事发生在1987年。这篇文章叫《命运备忘录——38名工商管理硕士(MBA)的境遇剖析》,发表在12月2日的《中国青年报》上,署了6位记者的名字:张建伟、蒋峥、陆小娅、郭蓝燕、高峻、宁光强。  

  21年后的2008年12月3日,这篇报道的牵头人张飚说:“我们六路人马出动,做这个重头报道,不仅是为了‘解放’这批人;我们的着眼点,是关注在僵化的人才制度下,一代人的命运。”  

  张飚,时任《中国青年报》副总编辑,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。“命运备忘录”这5个字,便是他挥毫书写的。  

  他说:“见报当天,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就过问此事。”文章执笔人张建伟说:“报社马上接到通知,国家经委、国家教委、国家科委、劳动人事部等6个部门的领导,为MBA问题,要与《中国青年报》对话。”  

  时任报社科技新闻部主任的陆小娅回忆:“我记得,当时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主持了两次座谈会。他说,报纸是他的孩子给他看的。”  

  陆小娅参与组织了这次报道。最早,她是从本报记者叶研手里得到了这封信。  

  信只有两页。信中说,《中国青年报》敢于直言,我们愿意向你们提供首届中美联合培养的MBA学员回国后的命运。  

  什么叫MBA?在当时是个新名词,没几个人知道。陆小娅说:“我们还查了英文字典。”  

  张建伟说:“这就好像‘活人被处死’一样难受。”在见报的文章开始,他写道:“MBA们问:我们年纪轻轻,却无用武之地:报国无门,苦恼不堪;为培养我们,国家耗资百万,我们历尽艰辛,然而,培养与使用完全脱节——我们怀疑,国家耗费巨资办这种人才项目是为了什么?”  

  写信的人,是38名首批MBA之一。为了保护他,他的名字在报社也是少数人知道的秘密。十多年后,谜底才被揭开,他叫才让,是钢铁研究总院的藏族技术员。  

  才让的命运不错,回国后便受到重视,由科研部门调到政策研究室,负责起草单位改革方案。现在,他是中央企业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的二把手。  

  当时,他是仗义执言,在北京为分散在全国的同学打抱不平。才让说:“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接到信后,就在我们大院里小花园边的长凳上采访我。晚上,我带他到一个同学家采访。没有电梯,我们爬上16楼。在北京的四五个同学来了,我们用一个煤油炉煮了点汤,大家边吃边说同学们的命运。”  

中国首批MBA的诞生背景逐渐清楚。  

  1979年,中美正式建交后,邓小平访美,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,协助中国培养管理人员。地点选在大连工学院内。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说:“当时还不叫MBA,它就叫管理培训中心。”  

  1984年4月,美国总统里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,这个班,毕业生将获得纽约州立大学授予的MBA(工商管理硕士学位)。  

  当年7月,招生在全国铺开。9月,440名精通外语、有3年实践经验的青年人才被选拔出来,获准应试。10月,留下40人入学。两年后,39人完成国内学业,赴美实习一学期,他们被誉为“中国经济管理黄埔一期”学员。  

  1986年,39人的出国培训经费,几乎用掉国家经委全年出国费用的一半。  

  才让说:“每一个学员都体会到期望背后的压力。朱镕基,当时是经委副主任,给我们做出国动员;我们的毕业典礼是基辛格来做讲演。”  

  陆小娅说:“当时,这些人是中国‘稀有资源’。可是付出了这么高的成本以后,为什么回国以后他们觉得无用武之地?报社总编辑徐祝庆下了很大的决心,派6个记者,做覆盖式采访:争取把这38个人全部采访到。” 当年31岁的郭蓝燕是6名记者之一。她回忆:“我去天津采访了学员王海涛的领导。他的领导认为,我已经很用人才了,让这位MBA给外国专家送送信,当生活翻译,兼管杂务,风吹不着,雨淋不着。”  

  而另一位MBA被塞进人浮于事的科室中当科员。毕业10个月,无所事事,只被人当了一次评职称的“砝码”。 

  在评职称的时候,那个白头发的科长说:“看他们敢不评我高级职称?我的能力还不够强吗?全厂唯一的研究生都在我的领导下!”  

  这篇报道呼吁:“政治体制不进行改革,官僚主义不会被彻底埋葬。MBA在中国的命运已提醒我们:中国人才的危机不是什么别的危机,恰恰是以人治为特征的旧政治体制危机的投影。”  

  陆小娅说:“还有一个反响,我们没有意料到。报道发出来后,我们收到好多电报,是要人的,要这批MBA。”  

  她和本报副总编辑张飚参加了国务院六部委和本报的“对话会”。张飚说:“会场争论很激烈。”  

  当时国家教委反对的意见之一是:对留学生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只能发内参,不应该公开报道,否则会增加他们回国的顾虑。  

  陆小娅记录了张飚的现场发言:第一,留学生回国的最大顾虑是原有人事制度的束缚,这篇文章剖析制度的弊端,一定要公开见报。中国对人才浪费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,不大喝一声,不足以使人清醒。  

  第二,留学生有诸多信息渠道,如果我们的媒体只报喜,不报忧,恰恰不能使他们全面了解国内,从而产生怀疑。  

  当时,袁宝华劝一些部委领导:“不必纠缠枝节了,看看问题该怎么解决吧。”  

  才让说:“我们只要一个条件,让我们有流动的自由。那时候,中国没有人才自由流动制度,只要单位领导不放你,你一辈子都走不了。”  

  最后,袁宝华拍板:给予这批MBA“特殊政策”,允许他们自由流动。  

    第一代MBA就这样被“解放”了。从他们开始,更多中国人逐渐有了换工作的自由。  (责任编辑:杭州社科赛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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